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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子弹射向爱情,对肖鲁作品

时间:2019-11-04 08:05来源:古画拍卖
1989年2月5日,肖鲁在中国现代艺术展开幕后大约两小时,向自己的装置作品《对话》开了两枪。中国现代艺术展是对1985年以来的新美术运动的整体展示和检验。186名来自全国各地包括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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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2月5日,肖鲁在中国现代艺术展开幕后大约两小时,向自己的装置作品《对话》开了两枪。中国现代艺术展是对1985年以来的新美术运动的整体展示和检验。186名来自全国各地包括西藏和内蒙古的艺术家展示了297件作品。展品占据了中国美术馆全部三层楼的六个展厅。肖鲁的作品位于中国美术馆的一楼东厅的进门左侧,处于最为显眼的地方。她的两声枪响立刻震惊了中国美术馆和美术界,同时也震惊了全世界。世界四大通讯社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和共同社都立刻报道了该消息。《纽约时报》、《时代周刊》、《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曼谷邮报》香港《申报》以及欧洲的大报都报道了肖鲁的枪击行为。[1]国内的所有报纸和媒体也都追踪报道了这个消息,并且把《对话》和打枪行为描述为中国现代艺术展的头条新闻。在新闻传播方面,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中国当代艺术作品像肖鲁的这件作品那样产生强烈的新闻冲击,它们是小巫见大巫。我作为中国现代艺术展筹备委员会的负责人,全程感受到肖鲁打枪行为所产生的冲击。并在十几年以后再度回到对这件作品的研究和解读之中。在这个过程中,我深深感到肖鲁的这件作品的创造性和挑战性。有许多当初不知道的事情,今天看来,都增强了肖鲁枪击《对话》的逻辑性和合理性。这件作品可以称之为中国当代美术史上最有影响的装置与行为相结合的作品,也是中国当代美术史上最为重要的标志性作品之一。由于它的重要性,几乎每一本中文和外文的中国当代美术史书都介绍了这件作品。肖鲁枪击《对话》的录像和照片多次参加重要的国际展览,比如1990年代在美国纽约举办的《1950年代到1980年代全球观念艺术展》(The Point of Origin: Global Conceptualism)和《蜕变与突破:全球华人新艺术展》(Inside Out: New Chinese Art)都展出了肖鲁的这一作品。前者是当代最重要的全世界观念艺术历史的回顾展,[2]后者则是在西方举办的最重要的当代中国艺术展览,它包括了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的过去30年最重要的艺术家的作品。[3]

肖鲁 1962年4月出生于杭州,1988年毕业于杭州浙江美术学院油画系。1989年2月以作品《对话》参加中国现代艺术展时,在北京中国美术馆艺术展厅内开枪射击该作品,引起轰动并导致展览暂停。同年12月赴澳大利亚定居,2003年回国,现为自由艺术家。

肖鲁的作品《对话》出现在1980年代末,它是肖鲁1988年的浙江美术学院的毕业创作作品。那时中国青年艺术家正在尝试用各种媒介表现自己的感情和新的艺术观念。肖鲁的装置作品大胆地运用生活中的原型电话亭作为她的作品题材。它由两个电话亭和中间的一个红色电话组成。在1980年代,电话亭在大城市中刚刚出现,它是中国都市现代化的象征标志之一,也是中国人从家庭空间走进公共空间的象征。一对学生打扮的男女青年正在不同的电话亭打电话。电话亭立在铺满地面的水泥方砖上,暗示这是发生在街道或者广场等公共空间中。观众从精致制作的铝合金电话亭和意气风发的男女青年的形象中马上领悟到强烈的现代感和时代感。然而,这件作品并不试图简单化地描述作者所看到的街头一景或者再现了一对男女青年的私人对话片断,相反,艺术家试图通过这种逼真的波普手法揭示一种对话和交流的矛盾性。它不仅仅是个人之间对话的困难和矛盾,同时也是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之间的矛盾。

很多年以后,肖鲁站在自己举枪的背影前面,准会想起1989年除夕那个遥远的上午。

因为,我们在两个电话亭中间看到了一部放在台子上的红色电话,但是电话话筒并没有放在电话上,而是搭拉在那里,没人接听电话,这隐喻了对话的中断。在电话亭子上张贴寻人启事等也暗示了某种缺失和失落。所以,肖鲁的《对话》以其直观可视的生活形式表现了80年代的青年一代在面临急速的现代化时所产生的积极思考以及某些困惑。在1980年代的艺术潮流中,这种表现都市人和现代都市景观的题材还很少。大多数艺术家或者表现乡土风景和人物,或者表现一种神秘和深不可测的宇宙感。这类作品,一般借助乡土自然、原始荒漠的大地和宇宙景观诉诸新一代人对现代型的追求。我们可以在很多80年代的流行作品中看到这类题材和形象。但是,在浙江美术学院,从80年代中就出现了这种描绘都市现代化的作品,比如在85新空间的展览中出现了一大批表现现代都市、工业化场景和现代人的思考困惑的作品。从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前卫艺术思潮和观念。肖鲁的《对话》也代表了这一倾向,但是,不同于其它这类作品之处在于,《对话》是1980年代第一件用装置的形式(或者波普的形式)直接表现都市现代性题材的作品。

那天她很紧张。中国美术馆正门西侧的走廊上,肖鲁和李松松碰面。“枪,带了吗?”“带了。”李松松掏出手枪,拉开枪栓,子弹上膛。“三发。”李松松告诉肖鲁,“枪里有三发子弹。”肖鲁满脸通红地接过枪,感觉手心冒汗。

由于这件作品是浙江美术学院应届毕业创作的佼佼者,所以,它立即被发表在1988年第10期《美术》杂志的封底,因此也很快入选中国现代艺术展。然而,如同其它参加现代艺术展的作品一样,《对话》的内在艺术观念和多重语义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讨论。因为,当肖鲁出人意外地在中国美术馆 国家美术的最高殿堂向着自己的《对话》开了两枪以后,人们的注意力马上被引入到作为政治事件的打枪事件,而不是肖鲁的《对话》作品的内在逻辑本身。 作为一件完整的艺术作品,肖鲁的打枪行为与她的装置《对话》是不可分离的一部分。打枪是肖鲁对装置部分的《对话》的补充和完成。没有枪击的破坏,就没有《对话》的终结。然而也正是肖鲁枪击的行为引发的轰动事件使人们忘掉了肖鲁个人以及她创作的初衷。也正是这个轰动的事件随即在肖鲁个人和时代精神之间立即划上了一个不可逾越的沟壑。

中国美术馆里人头攒动,“中国现代艺术展”刚刚开幕。

肖鲁在做完她的《对话》装置之后,就曾经产生了在它的光洁的表面打一枪破坏一下的想法。当肖鲁在中国美术馆的现代艺术大展的开幕式后开枪时,人们立刻想到的是行为的暴力感和对法律的挑战。因为,中国公民不允许携带枪支,更不允许在公共场合开枪。哪怕是做艺术或者游戏。所以,很自然,媒体特别是国外媒体会立即想到政治和国家意识形态。但是,事实上,肖鲁的打枪冲动一是来源于一种她对现代性的质疑态度,即,用打枪的暴力破坏现代化的科技性和物质感(具体而言就是电话亭的光洁表面和铝合金的完美形式感)。另一个原因则是她对个人的悲剧遭遇发出的怒吼。当她还是一个少女的时候,曾经受到过伤害。这处女的伤害决定了肖鲁此后个人生活的悲剧性。无论是幸福还是辛酸,她的生活都被笼罩在这个最初的阴影之下。这个阴影在肖鲁的内心深处隐藏了近20年,正是这个阴影,使肖鲁在中国美术馆枪击自己作品之后,在打枪事件造成的巨大社会轰动之时,她无法面对自己的作品初衷而失语,并且在一直沉默了15年后再次爆发。

肖鲁快步走向第一展厅。众目睽睽之下,她举起了枪。

因此,可以说,《对话》不仅是对现代艺术形式的破坏,也是个人情感的极大爆发。这个爆发也和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情绪相吻合。所以,没有个人情感的极大爆发,也就没有肖鲁枪击《对话》所引发的时代情感的联想。反之,没有时代性的启发,也就不会有肖鲁个人情感的爆发。这两种爆发之间的对话或许就是肖鲁枪击《对话》这一行为所表达的意义,尽管它可能是肖鲁无意的或者是直觉地感受到的。

老师 作品太完整,“需要破一破”

但是,肖鲁的这件作品的重要性并不仅仅在于它所引发的事件性,同时还在于它对当代艺术的挑战性。它使艺术、艺术家、艺术批评家在面对它的时候顿时变得肤浅无知。任何解释和评判都显得简单无力。它所涉及到的问题其实远远超出了有关艺术形式和艺术观念的讨论,也不是任何简单的社会学解读可以容纳的。这件作品所产生的冲击远远超出了包括艺术家本人在内的任何人的最初判断和想象。

1988年,肖鲁完成了装置作品《对话》。当时她是浙江美术学院油画系毕业班的学生,正陷入感情的苦恼中。“‘文革’时期很多人因为男女关系问题,被斗得一塌糊涂。”肖鲁说,“所以我的父母,甚至几乎所有的父母,都教育孩子不要招惹这些事情。”25岁的肖鲁,觉得很压抑。

这是一件真正的偶发性作品,因为在发生之前,作者没有公开宣称。这种偶发性的原初作者是肖鲁,但是后续的解读并不是肖鲁。在打枪的一霎那之前,肖鲁有权掌控她创作作品的顺序和过程,以及它的形式结构。但是,在枪击之后,《对话》的解释权就不再属于她,而属于社会。枪击之后的事件也就不再是偶发。这事件不以肖鲁的意志为转移,是由艺术家群体、批评家、社会媒体(包括国际媒体和新闻机构)甚至中国政府部门(包括警方)所共同制造的。虽然,这不是一个社会共谋的结果,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上述各种因素所组成的解读系统使肖鲁的枪击《对话》被引导到彻底的社会和政治性解读之中。比如,在现代艺术展之后,有人说,现代艺术展和中国美术馆是小天安门广场,而肖鲁的枪声则是1989年政治风波的先声。虽然,这一解释有其简单、肤浅的一面,但是从命运的角度,肖鲁的《对话》,确实把1980年代中国最重要的美术事件之一和最重要的政治事件天安门事件连在了一起。

于是她尝试用艺术的手段来表达内心。《对话》是两个铝合金电话亭,一对男女的背影照片贴在里边,做出正在打电话的样子。而两个电话亭中间的台子上,放着一部红色的电话机,听筒悬垂在半空,表示“对话”并不畅通。

显然,肖鲁的作品有很强的社会性,它来自于活生生的中国的现实,这个作品也活生生地再现了在一个老一辈传统艺术家庭中成长出来的后代,如何走上了叛逆的当代艺术之路的。而在这个过程中,肖鲁又品尝到了作为社会的艺术和作为感情的个人之间的矛盾和对立。这个故事本身不但是特定的、极为个人化的感情叙事,同时她也是一部悲剧性的社会叙事。但是,在不了解肖鲁的个人经历和打枪的全部原因时,贸然地解释肖鲁枪击的社会性具有简单对号入座的危险性。肖鲁的矛盾、困惑、伤感和愤怒是通过打在《对话》装置上的那两枪揭示出来的。两枪都打在了电话亭子之间的那块镜子上,通过镜子肖鲁可以看到自己。也就是说,肖鲁是向着自己打枪的,她是在象征性地自杀。这是一个女人的悲剧,也是社会的悲剧。在社会和个人之间,存在这对话的障碍,在艺术和社会之间也存在着对话的沟壑。通过对肖鲁的创作这件作品的始末和十几年来她的生活经历的深入了解,我感到肖鲁不是在做一件通常的艺术作品,比如一件装置或者一个行为,肖鲁是通过《对话》在述说她的生命和生活本身。正是这种对自己的生命和情感的专挚态度促使肖鲁创作了枪击《对话》这件作品。而且在我看来,肖鲁迄今实际上只做了《对话》这一件作品,这是用她的全部心血和情感做的作品。这件作品从1988年开始至今,已有18年。在打枪事件发生了15个年头时,她又打了15枪,因为她和男友从结合、生活15年到最后分手都和那最初的打枪事件有关,特别是这件作品的初衷有关。所以,《对话》这件作品是肖鲁的前半生的写照。但是,我感到,它似乎还没有完成。肖鲁可能会以不同的形式发展它,人们也会以不同的角度继续解读它。

一件全新观念的装置作品,在油画系产生,它引起了关注。工艺系的宋建明老师来看这件作品,第一直觉认为作品过于完整,“需要破一破。”用什么来“破”呢?既不能打碎玻璃,又要留下“破”的痕迹,肖鲁和老师谈到了“用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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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1月,肖鲁得知,《对话》入选了即将在北京开幕的“中国现代艺术展”。在杭州方舟酒吧,肖鲁偶遇唐宋。唐宋是肖鲁的校友,浙江美院国画系山水专业学生,他听肖鲁说起打枪的想法,立刻兴奋起来:“这个想法好啊!你敢不敢到北京去打一枪?”

“这有什么不敢的!”肖鲁回答。2月,肖鲁带着作品来到北京,去找当年在中央美院附中上学时认识的哥们儿李松松。李松松的爷爷和肖鲁的外公是抗战时期的战友,肖鲁知道,李松松有枪。

2月4日晚,肖鲁终于下定决心,拨通了李松松家的电话,提出第二天借枪。

肖鲁 “一会儿我就要打了”

1989年2月5日,农历大年三十。上午9点,首届“中国现代艺术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筹委会负责人高名潞宣布,这是“第一次由中国艺术家自己举办的中国现代艺术展”。

这次展览从1986年就开始筹备,中途几经周折,最后接下这个活儿的中国美术馆曾向高名潞提出,“不许有行为艺术。”但展览一开始,艺术家们就万分活跃,观众也被眼前的一幕幕奇异景象惊呆了。李山在画有里根头像的盆里洗脚;张念坐在二楼展厅的地上,身披白纸,上书“孵蛋期间,拒绝理论,以免影响下一代”,旁边放着18个鸡蛋;吴山专以远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在叫卖对虾,他的第一位顾客正是中国美术馆馆长刘开渠……

几乎没有人注意到,从李松松手里拿到枪的肖鲁正走向自己的作品———摆放在第一展厅的《对话》。她突然想到,不能就这么打了就算,应该找个人录像。另外,是不是应该跟展览筹委会的人打个招呼?

这时,筹委会成员侯翰如恰巧路过。肖鲁上前说:“侯翰如,我跟你说一声,我有一个打枪的想法,一会儿我就要打了。”

侯翰如可能没听清这个女青年在说什么,他和高名潞一样,正被展馆里的乱象搞得焦头烂额。肖鲁记得,侯翰如当时说了句“我忙着呢,等会儿再说”,就匆匆走掉了。

11时10分。高名潞正在二楼,他听说有人在“孵蛋”,就上来看,可是孵蛋的青年已经不见了。他听见了枪声。居然是枪声。

李松松 闯大祸了

当年肖鲁的老师看到这幅名为《对话》的作品,认为太完整,“需要破一破”。 肖鲁和唐宋因为《对话》这幅作品成就了一段姻缘。 事后回首,肖鲁说:“做《对话》是为了情感,打枪也是为了情感,15年不说为了情感,今天说出来还是为了情感,我就是这么一个人。”

“我那时候有男朋友,唐宋也有女朋友,我们没什么关系。”肖鲁说,打枪这件事,对自己只是一种郁闷情绪的发泄。可是枪响之后,一切都改变了。

唐宋打响第二枪后,人们才缓过神来,美术馆里炸了窝。警察从四面八方跑来,一个便衣揪住了唐宋,他一声没吭就被带走了。

打枪者肖鲁成功甩掉了物证,躲进了展厅里的一个黑盒子作品。过了一会儿,她对路过的几个陌生人说,你们能不能护送我出去?对方也没说什么,几个人就夹带着肖鲁出了美术馆。肖鲁一头钻进马路对面的百花美术用品商店,接着,透过商店的玻璃窗,她就看到唐宋被押了出来。

另一边,被赶出美术馆的李松松也吃惊地看到,呼啸而来的警车包围了美术馆,看车牌知道,有公安部的车。李松松这才意识到,闯大祸了。

■ 对话

女人更喜欢关注感情问题

作品:完全是私人化的经历在起作用

新京报:你说过最初的创作动机是困惑,这种困惑从何而来?

肖鲁:我印象中的改革开放初期,整体上还是比较封闭的,经济贫乏,文化饥渴,只是在小范围内撕开了口子。我上大学的时候,没有酒吧,没有卡拉OK,杭州南山只有一家喝咖啡的地方,那就已经很时髦了。我们能做的事就是整天看书,尽看那些煽情的外国小说,二十多岁的时候,荷尔蒙起作用,比较冲动。我还看一些哲学书、心理学书,知道人越是压抑,爆发越强。

新京报:创造力也就越强。

肖鲁:所以就要想办法释放啊,比如打枪。年轻人喜欢找兴奋点,现在都说80年代是理想主义,客观上也是因为没有别的现实冲击,做艺术的都不会想到赚钱,有点真空状态。

新京报:我们回到作品来说,单纯是《对话》这个装置作品,你不觉得已经把你的情绪表达出来了吗?

肖鲁:我这个作品的形成,完全是私人化的经历在起作用,就男女之间那点乱七八糟的事儿。但是创作的过程中在不断修正原始动机,你选择接收的信息肯定是跟你内心有关系的。我老师说,从形式感上讲,需要破一破。他说完之后走了,我脑子就一直在转,就是觉得这个“破”的想法特别符合我当时的心态。但是在杭州没借到枪,在北京借到了,我是个大大咧咧、随遇而安的人,如果没赶上这个机会,也就算过去了。

误读:学术界很多人喜欢把作品拔高

新京报:这枪打在中国美术馆,是很偶然的。

肖鲁:对,能拿到枪就是一个巧合。一件事情要做成,天时地利人和,少一项都不行,也是不可能策划出来的。但我是这中间最重要的当事人。

新京报:这种激情导致了精彩,也有评论认为,客观上造成了一个消极后果,就是前卫艺术在很长时间里被拒绝在官方大展之外。

肖鲁:因为后来到90年代,大家都开始谈钱了,汽车、房子,都是这些,思想界和艺术界就进入低谷。不过现在人们完成了经济上的原始积累,好像慢慢又开始追求精神层次了,这是个循环的过程。

新京报:你怎么看待对枪击事件的误读?

肖鲁:其实中国学术界很多人,喜欢把作品拔高,喜欢宏大叙事。我是一个女人,女人可能更喜欢关注情感问题。有很多原因导致了误读,我以前不太喜欢被误读,这么多年来心里一直不舒服。2003年我给高名潞写信,我说做《对话》是为了情感,打枪也是为了情感,15年不说为了情感,今天说出来还是为了情感,我就是这么一个人。但是后来我又经历了很多事情,现在可能另外换了一种看法,我想艺术家创作时原发的东西是各种各样的,但解读作品的人,会在作品里找到他们自己熟悉的东西,这也是自由的。

内心:企盼与男人真正的心灵对话

新京报:那你当时为什么不出来解释?后来十几年也在沉默?

肖鲁:我年轻嘛,26岁,刚刚毕业,参加这么一个大展。而且我是很自闭的人,艺术圈那些策展人我一个都不认识,“85运动”我也没参加,我特别惧怕跟那些理论家、精英们谈论艺术。他们说得特好,能把一件作品说得头头是道,我不会说,只会做。

新京报:那你的命运,因为这两枪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肖鲁:从客观上讲,这一枪使我有了名,从主观上说,我又无法面对这一枪,这一矛盾,使我的命运不可能顺利。我觉得男性艺术家做事情会更多的想到目的,但女人就是她想做了就做了,更多的去体验她们自己内心的感受,名利欲望会弱点。如果我想要出名,1989年全世界的媒体都对着我,我却一句话都不说了,我很怕自己感情上那点破事曝光。所以当时我是非常不成熟的,但也是非常真实的,后来的事态发展,超出了我的心理承受极限。今天我能说这件作品,也是因为我相对成熟了,能面对自己的一些事情。

新京报:那么你女权吗?

肖鲁:没有啊,我对女权还没好好地研究过。我这个人其实事业心不强,做事情比较随性,在男女问题上缺乏安全感,以前最大的愿望就是想找个自己爱的人,结婚生孩子,可是到现在还没有。但现在我有所改变,我觉得女人有着许多先天所特有的才华的能力,但女人自我意识弱。也许我的一些作品所体现的是与男人的对抗,但我真正所企盼的,是与男人真正的心灵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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